“我生长在大运河畔，每天都从大运河上穿越而过，我感觉到历史就在我们身旁，未来就在我们前面，我们要继续努力。”10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三老”发起人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朱炳仁受访时如是表达自己的“运河情缘”。

作为世界上最长，也是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国大运河，是国家文化名片，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当日，2021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在浙江杭州启幕。

“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2005年12月15日，时年89岁的古文物学家郑孝燮、82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和61岁的朱炳仁写下《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寄给了大运河沿线18座城市的市长，拉开了大运河申遗的序幕，三人也因此被称为“运河三老”。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最终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申遗成功，离不开“运河三老”作出的贡献。朱炳仁感慨道:“我不是运河专家，也不是水利专家，但是我非常有幸和大运河结缘了，正是有两位老专家带着我走上了为大运河申遗的道路。”

在朱炳仁看来，大运河和老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运河对老百姓来说就是‘烟火气’，在大运河边上，老百姓就是为自己每天的柴米油盐在努力、在思索。”

“申遗成功让中国大运河成为了世界名片。”朱炳仁作主题演讲时表示，大运河后申遗时代，要以“零保护”理念保护与发展大运河。所谓“零保护”，就是全方位保护大运河遗产价值、保证大运河文化传承的有效多元化手段。

“零保护”包含了“零使用保护”“零发展保护”“零干预保护”。“不是要把整条街、整座城都归‘零’，而是强调在对一点、一面、一线遗产保护中使用多层次的形式，有选择性地留下一部分，形成不同层次的保护和展示形态。”朱炳仁说。

他举例谈道:“杭州小河直街、拱宸桥西的民居中曾经很多都是危房了，在危房改造过程中，让原住民留下来，并对他们的家庭建设进行改造，让他们享受舒适的现代生活，让他们在大运河边生活得更好。”

这就是其提出的“零发展保护”，他认为，“我们可以使用历史上留下的遗产，如运河上的航运设施、老房子以及近现代的老厂房，但我们不要离开他们原来的功能去使用，不要将其成为旅游景观休闲场所，不要进行所谓的‘开发性保护’。”

在“零保护”的另一个层次上，朱炳仁认为还需要“零干预保护”。“我希望在大运河沿岸留下一块空白，留给大运河、留给大自然，任何人都不进去干预，以原生态的面貌留给后代。”朱炳仁说。

大运河流淌了2500多年，写就了一部流动的史书，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质、文化等多元交融。

“每一代人都为大运河注入这代人的精神和文化。”在朱炳仁看来，“保护”这篇文章太大了，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够完成，运河和长城不同，不可能总是保持老面孔，它是不断变化的。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大运’，也是沿线城市的‘大运’，我希望通过杭州和北京的对话，共同做好大运河保护、传承和利用。”朱炳仁表示，要做大运河的“三好学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期待着大运河越来越美丽、年轻、充满活力。